极简时代物语——大城“中国红木城”探秘

       对于大城，我知之甚少，孤陋寡闻，或许是我对这方面的历史事件的疏忽，或许也是对这类文化的陌生。

　　这些天，我狂补大城和红木文化发展的历史知识，才发现，这个叫大城的河北籍小县城，的确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大城的历史，简直就是中国的宫廷历史，它的“王朝”也没有随着中国朝代的更迭而改变。

　　大城所承载的红木文化与红木家具的发展脉络扎实而深厚。人杰地灵的大城，成为了中国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存在至今的一根独苗。

　　从历史进程看，任何人都无法长生不老，哪管你没日没夜的炼丹，拼命的费尽心机，想出各种办法让自己不死，但还是无法避免死亡，但各种物件留下来了，比如瓷器，比如家具，等等，这些承载、延续的中国朝代文化，在物件中闪闪发光，它们的修为，超越了我们人的本身，从这一点，我们更应该与这些具有生命承载力的物件发生对话，它们才是真正延续中国文化品质与精神品质的“活着”的生命标本。

　　在中国历史上，宫廷京作红木家具是在家具中唯一能够得以传承的“物语生命体”，它的生命性，超越了时空，代代相传，同时也是流传下来最经典的宫廷文化之一，同京剧一样，成为骨灰级别的国粹。

　　大城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京作古典家具之乡

　　说大城宫廷京作红木家具，我们必须追溯到1522年明朝嘉靖时代。在大城县旺村出生的梁材，他在任户部尚书时，协同郭勋修建两宫、七陵，他积极引荐大城诸多的能工巧匠进京参与两宫的修建，这给大城的工匠们提供了上好的生存土壤与发展机遇。在户部尚书梁材的不断推荐下，更多的工匠进入宫中和制作坊间，并且接触和参与对宫廷家具修缮、制作的机会，自此，木匠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的承载，便开始在大城生生不息的流传下来。

　　到了清咸丰年间，宫廷京作红木家具极为盛行，而此时朝廷的大内总管李莲英又是河北大城县人，他掌管造办处，又有了更多的机会助大城和大城的工匠们在宫廷京作红木家具上的深度探寻与发展。

　　据说，李莲英当权时，曾把宫廷的红木家具偷运到大城，太大的红木家具运不了，就画图纸，让大城的工匠在当地按原大进行仿造。据史书记载，李莲英收藏宫廷家具特别上瘾，宫廷里的上好家具他几乎在大城都有臧品，一直到他出事后，除了被抄罚没，大部分这些贵重的宫廷家具散落在大城民间，是不是这么回事，也只是传说，无从考证，但事实上，确有不少贵重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是在大城民间中收购来的。

　　宫廷京作红木家具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因为选材和制作功夫上非常特殊、讲究。材料必须是500年以上的红木，比如花梨木，小叶紫檀等上好的木材，而工匠的制作也是工序繁琐，家具全部是几十种的榫卯结构工艺完成，好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可以千年不裂，即使是木与木榫卯结构也不会松垮，这也是红木家具“永流传”的基础所在，从它延伸的宫廷红木文化，几百年来经久不衰看，传世的家具也唯有明清红木家具。

　　从工艺上看，完全的手工工艺是其它任何一款家具都无法相比，其工序的复杂也堪称家具制造之最。一个非常简单的座椅，工序就高达32种，但外观却是简约精致。

　　在大城久负盛名的宝德风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制造车间，我们看到工匠们认真的，一刀一刀的修整古典宫廷红木家具各个部位。而拥有10年工龄的工匠才是学徒级别，20年经验的工匠才初步成为师父级别。

　　在中国古代木工工艺中，有50多种榫卯结构工艺面临失传，而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就占据20多种，宝德风的大工匠，宫廷京作红木家具传承人宋玉顺经过几十年的精心专研，几乎把失传的京作宫廷红木家具的榫卯结构工艺，完整的继承了下来，使宝德风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在中国家具行业中独树一帜，成为宫廷京作红木家具的典范。

　　这些都为大城一直可以成为中国宫廷京作红木古典家具集散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宝德风和宋玉顺带领的高级工匠团队，在继承和发扬宫廷京作红木家具上，不负众望，功不可没。

　　历史选择了大城，和这里百姓的勤劳智慧密切相关

　　在大城，深远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历史不说，仅当下的“中国红木城”就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交易体系，诚信是交易体系最大的技术指标。

　　大城目前有几百家红木家具生产企业，都想做到像宝德风那样精益求精的家具企业确实非常难，但是做到最好，已经成为在大城所有红木家具行业的标准。

　　在百家古典红木家具企业中，被称“四大家族”的宝德风、红日、陶然居、正德发都在努力完成自己产品的品质升级。

　　首先确定，古典红木家具，不能以次充好，不能以假说真，不能填充异材，不能混搭用材，等等规矩，而这些也使大城“中国红木城”具有了诚信的标杆，世界各地的宫廷家具、红木家具，京作家具爱好者和相关客户纷至沓来，每周二七八万人集聚在大城红木家具市场，购置自己喜爱的京作红木家具，寻找各种商业机会;北京、天津等地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几乎都是从大城“中国红木城”进货，当地也借此大力发展红木家具的旅游文化体系。

　　实际上，当下大城的繁荣和大城历史时期百姓，对古老红木家具的关注是分不开的。

　　在清末，八国联军入侵北平，宫廷中的家具除了可以拿得动的，剩余不便携带的传世珍贵红木家具都被疯狂的烧毁。不过，当时北平许多大城的工匠与达官贵人来往较多，使得部分珍贵宫廷京作红木家具通过京杭大运河运送到大城境内，这也成为大城保护宫廷京作红木家具的历史佳话。

　　更多的大城人也到全国各地收集流落到民间的宫廷红木家具，对这些家具的修缮，进一步开阔了大城工匠们对宫廷京作红木家具结构的深刻了解，这为后来大城宫廷红木家具的仿制与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固的基础。

　　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城的部分珍贵宫廷京作红木家具被毁，当地百姓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把明清时期珍贵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保护了下来，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大城在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制作的崛起，提供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机遇。

（官帽椅）

　　现在在大城生产出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完全沿袭明清宫廷家具风格，原滋原味，甚至在制造工艺上，也保留着所有明清宫廷京作红木家具的制造工序，完全的工匠手工艺，完全的简约和完全的文化理念，这样的传承既有收藏魅力，也有实用魅力，它烘托出人的风格与非凡。

　　红木文化让大城成为中国国粹文化的坐标

　　红木文化的传承，大城功不可没。

　　在大城宝德风红木家具制造车间，我们看到工匠们低着头，聚精会神的打磨宫廷京作红木家具的部件。这种精心打造出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在这些工匠们看来，就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衔接，完成一件产品的操作工程而已，他们并不知道通过工匠之手是在连接一种文化体系，在打磨久远积淀的文化坐标，传承一种珍贵的文化理念。

　　任何具有文化基因的物件都是可以表达甚至与之对话的，这种文化上的传达可以穿透历史的隔层，甚至可以通过新的相同的事物中来完成这种历史的使命延续。

　　我们知道，明清是中国历史上道家文化传播盛行时期，道家的“简单”也成为了当时宫廷文化推动的主体，因此，明朝的各种物件都充满了简约，外观的简单、结构的简单和色彩的简单，甚至简单的到了极致，瓷器和家具就是简约主义的代表，而宫廷京作红木家具，是这种文化风格的集大成者。

　　在大城红木家具产品展示馆，有一款皇官椅，是从明式圈椅仿制而来，曾经这是一把皇帝专用的休闲椅，当时只制作了四把，其他官员和民间是不允许制用的。

　　而皇官椅的设计也是效法天地，椅圈为圆，象征天，取意为天圆;坐板为方，象征地，取意为地方，人端坐在中间，正好构成传统的道家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合一之说，尽显主人的内圣外王的非凡气度。其中椅圈的的制作采取五段链接而成，代表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坐板有八个点位和椅圈相连，其意为，地有八方和天之五行之气交融，寓意天地交泰，四海咸宁。

　　官帽椅的做法也具有了“怀抱友情，拱扶有义”“明堂开阔、聚气藏风”，的风水学理念。

　　而这些曾经只有皇帝和官员、贵族用的椅子，今天在大城“中国红木城”已经随时订购生产，进入品质生活的人家中，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同时也是一种高贵文化的下达与传承。

　　宫廷京作红木家具的任何一种都暗藏着中国文化的因子，始之充满生命学说与品修的魅力。

　　道家文化虽然简单，但这里的等级长纲还是清楚的体现到这些简约文化理念之中。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的具有生命意义的中国文化被淹没而亡，无从找回，宫廷红木家具的文化也同样遭遇了这样的境遇，找回的艰辛也深深的烙上大城工匠们的“脚印”。

　　为了经济的最大化，一些生产红木家具的企业把本该精雕细刻的宫廷京作红木家具进行流水线作业，材料也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严重破坏了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品质与文化生态，致使市场一度对红木家具失去了兴趣，给红木家具重创。

　　大城宫廷京作红木家具企业不为市场环境所动，严格按照老祖宗的文化理念，精心完美的继承这一人工雕刻的制作流程，不偷工减料，为宫廷京作红木家具保存了真正意义的文化境界。宝德风掌门、中国宫廷京作红木家具制造传承人，大工匠宋玉顺说：“如果我这样做，仅辅料这块，一年就可以节省几百万，这些在行业里都说得过去的制作方法，但是我绝不做。我们制作的红木家具所有的料，即使是辅料都是真材实料，花梨就都花梨，小叶紫檀就是小叶紫檀，辅料都不改变，这是品质和诚信，如果企业不做到这个份上，今后如何成为百年老店?一个企业的文化，首先是应该从诚信开始”。

　　这就是文化传承，大城人把宫廷京作红木家具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因此才能够成为中国红木家具和文化的领航者。

　　文化的传承并非一朝一夕，大城对红木家具的文化传承严谨与持久成为保护中国国粹的典范，也使宫廷京作红木家具的精华与精彩得以流传和光大，体现从大城人的精神情操和文化理念。

　　大城，是一座具有古典文化之美的魅力之城

（责任编辑/沈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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