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彼得·泰勒：中国引发全球化新猜想 城市连通性提高

　　在新一轮全球化猜想中，城市格局会发生什么变化?

　　10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新型全球城市国际研讨会暨南京城市国际化发展论坛”在南京举行。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彼得·泰勒先生发表了主旨演讲。作为世界城市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泰勒指出，目前存在两种全球化：集约型和广泛型，而他正期待一轮新的全球化兴起。

　　

 

　　“全球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尽管全球化起源于美国主要城市，当时这些城市集中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在美国和全球都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功能。”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新一轮全球化只会发生在体量足够大的经济体身上，有足够多的大城市，用自身力量发力，才能再次发生全球化这样的事情。而我猜想，只有中国才能在未来复制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泰勒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城市评级机构之一——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的发起人和主任。就在下周，GaWC的最新一期世界城市名册也将揭晓。

　　外部性就是城市优势

　　基于对城市的多年研究，泰勒认为城市有多个特性，其中外部性是城市的基本优势，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部的市场可以和城市内部联系起来，这是城市的优势。”泰勒在论坛现场表示，“通过城市聚集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服务，城市越大，它的外部性越大。”

　　同样，城市之间也会有经济性。每分每秒都发生着“经济过程”，其中一个是市场，市场中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易，与此同时产生竞争;城市里也有互利情况，通过集群效应产生互利性。“城市间的互利和竞争是共存的。”泰勒认为。

　　在两种特性相互作用之下，呈现出城市间人员、商品、组织、服务的流动，而这种混杂的聚集过程，就演变为了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尤其是大城市集群、混杂，和全球其他城市交互。在过去几十年间，就产生了交互性和全球化。”他解释道。

　　全球化至今，已经少有城市能独立于全球产业链而存在。在泰勒看来，目前有两种全球化：集约型与广泛型，两者有不同侧重，却难分伯仲。所谓集约全球化城市，通常扮演领导、控制核心城市的角色，全球化的律所、投资银行都会集中于此;广泛全球化城市则有一种平台功能，将外部城市连接到更核心的城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两种全球化结果是不一样的，但这两种全球化都以纽约和伦敦两座公认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作为焦点和枢纽。

　　“上世纪70年到80年代，美国集约全球化成为全球化源头，这确实是一个历史遗产，但现在仍在继续，我们称之为美国集中的全球化，或者美国集约化全球化。”泰勒猜想到，“是否有第三轮全球化，或是另外一个集中全球化，而这次全球化是由中国发出的，将是我们对未来的猜测，相信这个趋势会通过数据得到验证。

　　中国城市连通性不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泰勒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城市评级机构之一——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的发起人和主任。就在下周，该机构最新重磅研究2018《世界城市名册》就将发布，这也吸引了外界关注。

　　之所以GaWC的研究备受关注，也源于其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和评判标准。据泰勒介绍，他和团队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以城市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切入点，聚焦城市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我们研究全球175个大型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对他们在全球707个城市的布局作出统计。在城市之间，他们的(办公室)联系到底意味着什么?”泰勒介绍，“比如你在纽约工作，可以拥有这项服务，可以和全球其他地方合作，这个机会非常大，但是到小城市比如说匹兹堡，它和其他城市连接就很少，外部性就较少。”

　　实际上，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城市的排名上升极快，说明连通度发生了极大改变。

　　全球经济不断转型，重心不断偏移，跟2010年数据相比，中国城市基本上都出现了更高的连通度，连通分值都在不断增长，有些城市增长速度更快一些，程度更明显，脱颖而出。比如在2016年的排名中，成都以全球第一的幅度增长。这足以说明中国城市的互联互通性正不断提升。据GaWC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最新排名中，中国城市的总体表现同样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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